卷一百九十五 (第6/8页)

权知其事，且规定三年一换官，地方财税，统收于漕司，而兵士各归于郡县。朝廷以一纸之令下于郡国，如臂之使指，莫敢有违。凡小官微职，概由朝廷任命，天下之势遂归一统。京师重地，以重兵把守，郡国也各有禁军，此乃天子使其自守其地的方法。兵皆天子之兵，财皆天子之财，官皆天子之官，民皆天子之民，纲纪总揽，法令明备，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。士以标准录取，官以资格晋升，不求意外之奇才，不慕绝世之奇功。天子昼夜忧勤于其上，以义礼廉耻正士大夫之心，以仁义公恕厚百姓之生，全天下皆处于规矩准绳之中，因而才奠定了二百年太平之基。

    “然而契丹遂得以猖狂放肆，敢与中国抗衡，俨然是南北两朝，而无主从之区别。小小澶渊一战，中国之势力被削弱，根本虽厚而不可稳立。因此，庆历年间增加对契丹的岁币一事，富弼认为是朝廷之奇耻大辱，因而终身不敢自论功劳。因为契丹下征令，是主子的威风，天子供贡，乃臣下之礼节也。契丹之所以能取胜中国，是其力量长期积蓄的结果。它在立国之初，势力的发展就显现出征兆。为此，我祖宗皇帝常严庙堂而尊重大臣，常宽郡县而重信守令。在法度之内，不曾为难天下之富商大贾，在常规之外，大力褒奖天下之英俊豪杰，这些措施有助于造成立国之大势，能够防备内外忧患的出现。

    “庆历年间，诸大臣也曾愤中国之大势不振，然而，其新政举措使群臣争相发表自己的观点，法令也为之变易，这样一来，朝廷就失去了威严；另外，加重按察使的权力，使之邀功生事，便又降减了郡县的地位。虽然章得象、陈执中等人对之有所阻止，但因他们本身无所主张，无所建树，也难免遭他人的排挤与弹劾。庆历新政中，有关破除旧例、不拘一格选用人才、劝农桑、务宽大等措施有合理的因素，但其主要的改革思路和措施是错误的。这也就是它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，枉费仁宗皇帝一片苦心的原因所在。

    “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，迎合圣意，但其变法的实质是要收天下之兵尽归朝廷，另行教练以达强兵之目的；是要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，别行度算以达富国之目的。其青苗之法，唯恐富民之不困乏；均输之法，唯恐商贾之不损折。罪无大小，动则兴狱，士大夫因畏罪只好缄口不言；西北两边军政皆委派其亲信统辖，豪杰英伟因而耻于受其役使，王安石的聚敛措施使神宗皇帝误以为兵财之数巨大，遂毅然决定南北征伐，结果不仅圣意不能实现，天下之势也毫无振兴。王安石的错误在于：他不知道朝廷之所以没有立国之势，症结在于文法太密，事权太分，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依恃，兵财太集于上而重迟不易举发。神宗误用上述四点以助其势，而王安石也竭之不遗余力。所以说，不知立国之本末者，真不足以谋国也。元。。(1086～1094)、绍圣(1094～1098)一反一复，正好为金人侵侮于我提供了帮助和机会，哪里还能指望其能振兴中国以威慑四方呢？

    “南渡以来，朝廷大抵遵循祖宗之旧法和遗训，虽小有因革增损，但无关举足轻重，如赵鼎等人本来就不懂变通之理，秦桧更无耻事仇，矫饰太平，欺瞒君臣，其罪可杀。陛下愤王业之屈辱于东南一隅，厉志复仇，难免想凭借天下之兵以为强盛，想搜括郡县之利以达富裕。加惠百姓，而使富人无五年之积蓄，不重征税，而使大商无巨万之家藏，国势也日益困竭。臣担心尺籍之兵，府库之财，不足以支危急之用。陛下日思夜想，期达中兴日月之功，以纯墨取士，以文法处事，圣断裁制于朝野，而大臣空有其名，胥吏只知坐行条令，官僚机构相互推诿责任，致使人才变得日益卑微和卑鄙。臣以为靠文取士，依资格升官，不足以受重用。当初太祖制定天下之大政方针，到太宗时已不能全然应用。陛下如能依太祖之意行事，即可开社稷数百年之基础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便难以维持社稷国家，臣担心祖宗留下的积累也要失去了。陛下如听臣之建议，则能知晓今日大有为的方略了。

    “五代时的吴国与蜀国皆禀天地之偏气，钱塘更为吴国之一角，唐朝衰落时，钱艫在此地潜心经略，终于建立了吴越国，因为他认为吴国较小，不可能完全独立，所以常朝事于中原大国，宋朝建立后，其子钱亻叔以其家入开封，并主动献出国土。因此，钱塘之地在五代时遭兵难最少，因而在宋立国后的二百年间，此地的人物日益繁盛，终于独领东南之风sao。到了建炎(1127～1130)、绍兴(1131～1162)年间，钱塘曾为六军所驻之地。当时就有人认为钱塘之地不足以扩张形势而图恢复大业，而秦桧却于此扩充官僚机构以展礼乐。其实，钱塘这个地方的风俗本来就崇尚华靡，加之士大夫再建园囿台榭，以乐其生于干戈之际，上下晏安，终使钱塘成为小小乐园。弹丸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，而坐镇且五十年，所以钱塘的山川之气业已消耗殆尽。其谷粟、桑麻丝之利，一年不如一年，禽兽、鱼鳖、草木之生，一天不如一天，而上下之人皆不以为异。公卿将相大多为江、浙、闽、蜀之人，而人才也日益枯竭。官场之士以十万数，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称雄其间。陛下据钱塘已衰之气，用闽、浙日衰之士，而想鼓动东南苟安脆弱之众，向北恢复中原，这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。

    “荆州、襄阳之地，在春秋时，楚国据此以虎视齐国和晋国，而齐、晋不能屈服。及战国之际，独能与秦国争雄。其后三百年，光武帝兴起于南阳，与之共事的大多为南阳故人。又过了二百多年，荆、襄遂为三国交据之地。诸葛亮由此起辅刘备，荆楚之士从者如云，而刘备赖以复存于蜀；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、陆抗、邓艾、羊祜等人皆以其地闻名。再过百余年，晋氏南渡，荆、襄常雄于东南，而东南也往往倚之以为强，萧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齐国。待荆、襄之气消耗无余时，隋、唐以来它便成为偏方下州。五代之际，高氏独常臣事诸国。本朝二百年之间，荆、襄降为荒落之邦。北连许、汝二州，人烟稀少，土产卑薄，有名之人可谓寥若晨星。建炎、绍兴之际，群盗出没其间，而横遭践踏，到如今，此地虽为宋、金分划交据，但往往不被看重。因为粮食不能由此产生，军队也不可据此而推进，议者也许以此为忧，而不知其势足可利用。臣以为，荆、襄之地虽为偏方，然而，没有偏方之气五、